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

一、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李强^[1]（2019）在《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指出美国主流政治学界长期流行着"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说法。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守主义从最初少数精英的思想运动发展成为在美国政治中影响巨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或者说有几个标志性的思想或政治运动。战后到里根担任总统时期是保守主义的兴起和奠基时期。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个主要基石,即自由经济理念、传统价值观以及在冷战中持强硬立场在这一阶段形成。保守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标志性派别是在小布什总统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将追求美国国家利益和用美国式道德标准改造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在21世纪初,美国保守主义开始和认同政治观念相结合,展示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特征,亨廷顿的理论是这种保守主义的清晰表达。之后兴起的茶党运动代表了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除了在社会经济理念上继承保守主义的传统外,茶党展示了反全球化、反多元文化主义、反移民以及种族主义的倾向。在认同政治和种族主义方向走得更远的是新近兴起的另类右翼运动。美国保守主义从战后发展至今,从最初具有强烈普世主义特征的意识形态发展为具有鲜明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思潮,从而使保守主义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形成巨大的张力,此种张力的演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李世祥^[2]（2015）在《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论德鲁里对施特劳斯的批评》文中研究说明施特劳斯一生倾心古典政治哲学,无意于现实政治,不料却在去世后被迫卷入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德鲁里以批评施特劳斯成名,反自由主义、反自由民主政治这两项控诉不禁让人想到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指控。鉴于其在宗教多元化问题上的含糊其辞,德鲁里的批判归根结底不是一种学术性的分析而是政治性的指控。

程旭^[3]（2015）在《论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科学价值观的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施特劳斯学”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中国的显学,施特劳斯反思现代政治科学以及现代理性主义的思路是与众不同的,他从古典理性主义和自然正义出发,批判现代理性主义从历史主义出发罔顾人的目的性和德行,最终滑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并希望从古典政治哲学中找到克服西方现代性危机,为自由民主制度提供克服困境走出危机的一种思路。本文主要研究施特劳斯批判现代理性主义危机中的一个小问题,即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科学价值观的批判。在系统化评述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科学价值观的批判基础上深入研究政治科学具有的基本哲学假设,即现代政治科学道德基础——历史主义、事实价值分离的假设以及实证主义的批判,并通过关注施特劳斯在古典政治科学和现代政治科学的划分、古典时代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与现代理论和应用科学划分差异、古典政治科学和现代政治科学学科语言差异以及各自持有的基本人性观念四个方面深入分析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政治科学的批判。本文又把施特劳斯的政治科学批判放到其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反思这个更宏大的背景中研究,明确了施特劳斯批判现代政治科学背后更大的意图,即批判现代理性带来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后果,最后本文也通过比较施特劳斯和新保守主义对政治科学批判的差异性,希望明确一个一直被学界误解的问题:虽然施特劳斯和新保守主义都对自由民主制度和现代政治科学内涵的价值中立充满担忧,但是施特劳斯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具有明显差异的。

高山奎^[4]（2014）在《主义论争与学理拓进——近年来海外施特劳斯最新研究述评（2006年—2013年）》文中提出2006年以来,国外施特劳斯思想研究进入了第三波。与之前第一波（2001年之前）小范围的学派尊崇,第二波（2001年—2006年）的主义论争相比,第三波的研究更加关注施特劳斯本人的流亡经历及思想学说。新一轮的施特劳斯研究虽然延续了以往双峰并峙的研究态势,但随着媒体退场、学术登场,施特劳斯本人的犹太思想、自由教育遗产、政治哲学观念以及与同时代哲人的比较研究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廓清。随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研究的多元纵深,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里施特劳斯研究在主义论争、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方面将会出现更为深入的研究力作。

朱兵^[5]（2011）在《一位斯特劳斯主义者的肖像：哈维·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初探》文中指出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 Jr., 1932—）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当代着名政治哲学家和保守主义思想家。作为斯特劳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曼斯菲尔德教授在美国甚至西方思想界都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曼斯菲尔德研究领域甚广,着作等身,其中对着名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包括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伯克、托克维尔、杰弗逊等等,将西方政治思想史从古到今串联起来;涉及的主题则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美国宪法、政党、行政权、男性气概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方面的重大课题。不仅如此,曼斯菲尔德积极“入世”,褒贬时政,在一些着名的报刊杂志上就女权主义、平权行动、政治正确等论题发表了大量的书评和政论文章。对这样一位多面思想家的思想进行细致地阐发,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文章首先将探究曼斯菲尔德思想的源流,将曼斯菲尔德的思想定位于斯特劳斯主义者之重要一脉,注重其与剑桥学派在方法论等之上的差异,并与其他斯特劳斯主义者进行参照对比,同时在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之中探求曼斯菲尔德思想之源泉,诸如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大背景以及美国独特的政治学说传统等。文章继而关注于曼斯菲尔德的研究对象,诸如政党、行政权以及美国宪法等诸多论题,其中体现出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之中深刻的洞察力和透彻性,也折射出曼斯菲尔德保守主义思想之基本框架与坐标。文章的第三部分关注的是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保守主义自由观以及与之相关的平等观、精英观等诸多观点之中,而对马基雅维里的诠释则是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之中心环节,马基雅维里是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之中继往（古典政治哲学）开来（现代政治哲学以及独特的美国政治学说）的枢纽性人物。文章最后考察曼斯菲尔德的政治思想在现实之中的回响,阐释这位思想家是如何将自己的理论构架与现实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的,言行合一是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的显着特征。作为一位睿智而充满争议的思想家,曼斯菲尔德在承袭其师斯特劳斯学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创新,其思想深邃精密,自成一体。

桂晓伟^[6]（2010）在《转型中国的权利话语 ——比较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源自西方的权利话语在历经数百年之后,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笃信不疑并在全球标榜的新宗教；可当权利变成拒绝怀疑的信仰,它在思想上就死了；权利本来的学理性被宗教性和政治性掩盖,变成西方用来衡量其他文化体系的一种“政治正确”。因此,权利在理论上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是允许对话、辩论甚至是可以重新定义的；理论与政治的偷换弄脏了权利概念,只有在“去历史化”和“去西方化”后才可能建构具有主体性的转型中国的权利话语。而本文正是针对权利话语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通过上溯至型构“权利”这一现代法学核心范畴元理论根基的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理论,对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虚无主义弊病和伦理性自我理解困境进行的学理性思考与回应。本文以当代中国转型社会所面临的权利意识觉醒和“无公德个人”现象并存的两难困境作为问题切入；以西方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虚无主义病症和伦理性自我理解困境作为反思视角；通过“知识谱系学”和“效果历史”的分析方法,深入中西各自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比较文化分析；最终提出一种“社会儒学的社群路径”作为建构转型中国权利话语之政治哲学基础的可欲选择,并拟通过一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比较社会——文化分析对之进行验证和完善。第一章《导论》,我首先展示了当下中国权利话语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悖论和两种立场背后的现代性张力,进而指出现代性张力的复杂性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重新阅读西方。随后我提出理解权利的三个层面和研究权利话语的两重维度。就后者而言,自由主义权利话语已然成为话语权力,而以“家族相似性”代替“普遍主义”来界定权利话语的概念、内涵与模式或许是一种可欲的选择；接着我阐述了本文总体上要采用的分析方法,即以“知识系谱学”和“效果历史”的方法深入中西各自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并解释权利话语的源起、发展、定型与危机；并就实证研究中关注中国现实“变量”,寻求切合的“中观概念”以连接经验与理论做了初步解释；第二章《反传统的传统：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源起》主要论述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话语作为一种“反传统的传统”源起的整个过程,以及围绕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话语所展开的保守与激进之辩；第三章《“古典”与“功利”传统：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发展与成熟》主要聚焦于古典自由主义权利话语和功利主义权利话语的理论分析,进而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权利话语在价值多元主义、消极自由,和唯经济决定论问题上的失算之处；以及功利主义权利话语尽管立意高远,但最终在现实中流于庸俗物欲的内在原因,即伴随着科学实证主义传统的日渐壮大,工具理性的宰制和技术化的自由主义的日渐成势,权利话语最终将其自身建构在了“低俗稳靠”的根基之上,奠定了其“权利优先于善”的制度建构逻辑,而放任这一权利话语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弊病和伦理性自我理解困境；第四章《自由与平等背后：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定性与危机》首先关注当代以罗尔斯、德沃金和诺齐克为代表的基于权利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就“义务论”与“目的论”所展开的争论,并指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一步在方法论上撤退出价值领域的争论,而主要专注于物质利益分配层面的自由与平等之争；随后通过对德沃金的权利话语以及罗尔斯和诺齐克就自由与平等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展开这一问题论域。最后指出当代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彻底的政治科学化,从而是在“物本”层面讨论权利问题,而这可能导致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和权利话语消极意涵的显现；第五章《转型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发展》首先比较了中西社会不同的权利话语源起的历史、社会、文化动因,接着分析了转型中国权利话语发展所经历的“自否——怀疑——依附——自觉”的曲折变奏。并运用“知识系谱学”与“效果历史”结合的分析方法发现、阐释和回答了权利思想和观念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与人们的实践经验发生遭遇,又如何为经验提供了得以被“理解”（或误解）的“认知框架”,和得以被表达的“话语模式”,其特定的社会条件为何,以及这些认知框架和话语模式又在何种意义上“遮蔽”和阻碍了权利话语获得更真实、充分和恰当的理解与表达等问题。而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分析,既梳理了对于建构转型中国权利话语而言有用的智识资源,也凸显了转型中国权利话语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缺失；第六章《转型中国权利话语的方法论探讨》针对转型中国权利话语所面临的“理论殖民”和“语境误置”现象提出了解决对策。提出“古今互鉴、中西自主”的研究范式,以化解“理论殖民”和“语境误置”现象；借助“拉开距离、两端深入”的方法,重新阅读西方,重新认识中国,既取道西学,亦复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第二,借助“无立场方法”的问题先行避免当下所惯行的立场、主义先行,通过“理论的问题处理”与“问题的理论分析”建立问题、理论与当下中国权利话语研究中的社会文化变量的关联；第七章《转型中国权利话语的理论准备》基于自由主义权利话语所面临的虚无主义病症和伦理性自我理解困境,提出以“人际关系”和“个人”的衡平考量重构权利的存在论基础；以“生物人”与“社会人”的综合理解深化人之概念,进而以自然上“是”一个人和道德上“做成”一个人的整全性理解重构权利的政治哲学基础；接着提出“社会儒学的社群路径”作为矫正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可欲选择：以社群深化权利之存在论基础的“人际关系”和“个人”理解；以社会儒学勾连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既将心性儒学之精髓践行于社会,又将政治儒学之危机消弭于社群与国家的互动；并试图通过“社会儒学的社群路径”为文化自新的理念选择开启一个公共选择的可能场域；第八章《转型中国权利话语的实证分析：基于社群与团结的思考》设计了一个以社群和团结作为分析的场域和中观概念的调研方案,在其中我就为何选择乡土社会作为研究场域,为何选择有意义的社群生活切入讨论,为何选择乡村社会团结作为中观概念研究权利话语等问题做出了解释,并对具体的调研地点、方式方法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阐述。这一实证调研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借助中西智识资源在乡土社会建构社群和团结的两类村庄的比较分析验证并完善本文的理论预设。

黎世光^[7]（2009）在《政治哲学的现代危机和古典出路 ——施特劳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是各路思想在政治哲学领域里进行混战的世纪，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矛盾始终是这场混战中最精彩的一个侧面。20世纪末，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之时，施特劳斯哲学作为一个对论争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在经受主流学术的长期隔绝之后，施特劳斯与施特劳斯学派在学界、媒体和政界释放了多重的影响。在西方，施特劳斯和以他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在东方，施特劳斯哲学与中国的保守主义紧密结合，在思想界掀起了层层热浪。施特劳斯哲学的巨大吸引力首先来自于他厚古非今的保守主义论调，正是这种论调给探究现代性危机理论提供了一种独特而崭新的视野。当主流学术站在现代立场上，一致认为现代哲学乃是一场从愚昧、专制和奴役走向开明、民主和自由的进步过程之时，施特劳斯却站在古典哲学的立场上，认为现代哲学是一场逐步走向虚无主义危机的冒险。当许多现代性的研究者在认为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存在着很多现代性的批判者之时，而施特劳斯则认为从马基雅维利到海德格尔的一系列的哲学家，都是现代性运动的合谋者，都合力推动着现代哲学走向自我否定的危机。如果几百年来的主流学术自始至终在现代性的方向上推进自身，在现代性的范围内发展自身，那么施特劳斯则宣称自己的哲学是一种跳出现代性框架的尝试。当主流学界将历史思维看作时代的标准思维时，施特劳斯却宣称历史主义乃是最大的时代偏见。当主流学界以价值相对主义来批判传统哲学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之时，施特劳斯却还坚信寻找一元论和绝对价值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当主流学界试图将自由主义奠基于价值相对主义之上时，施特劳斯却认为在价值相对主义之上重构自由主义无异于在沙滩上造建筑。然而归根到底，施特劳斯与主流学术的差异在于：当主流学术追求改造世界的哲学愿望之时，施特劳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哲学看作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生活方式。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哲学在哲学政治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最终弥足深陷于虚无主义的深渊；依循现代性的方向来寻找解决方案无异于南辕北辙，因此只有回归到“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看法当中，才能从现代性危机中把哲学挽救出来。施特劳斯一生最令人钦佩的学术努力，就在于他为维护哲学的尊严和生存而进行的顽强不屈的思想斗争。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施特劳斯为哲学的尊严和生存而开展的哲学之思。论文有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导论部分。在这个部分里，施特劳斯哲学的时代背景和意义被勾画了出来，同时得到描述的还有国内外施特劳斯哲学的研究概况。施特劳斯哲学时代背景应该结合当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理解，这个背景既包括新保守主义在西方的强势复兴，也包括中国学界的施特劳斯研究热潮。论题的意义则展开在两个方面：第一，施特劳斯用于打量现代性和现代性危机的崭新视野，为关心时代危机的学者们寻求解救之道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二，施特劳斯为哲学的尊严和生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再一次激发了当代人对哲学使命和意义的思考。在第二个部分里，本文展示了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哲学的危机理论的全貌。本文从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分析出发，经过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危机理论，最终驻足于施特劳斯标志性的论点——“现代性的危机是政治哲学的危机”。这个论述的顺序，暗合了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危机和现代哲学危机息息相关、互为表里”的观点。本文独具匠心的将施特劳斯多年来对三个关系的观点看法，即“古今之争”、“哲学与政治”和“哲学与神学”，整合成为一个框架，作为他把握现代性的视野。借助这三组关系，本文收纳了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哲学危机的各种零散的论述，并使其融会贯通了起来。第三个部分论述的是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或现代哲学进程的分析。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或现代哲学进程的分析，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现代性三次浪潮的理论。在这三个分别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卢梭、尼采为潮头人物的三次浪潮中，现代哲学渐渐地背离了古典传统，逐渐走向了更加彻底的现代性，而这个浪潮的终点则是“我们时代的危机”，即以虚无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危机。通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分析，论文第三个部分最终使施特劳斯“现代性的危机是哲学危机”的观点得到了历史性的说明。第四个部分展示了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具体而言是施特劳斯对最深刻的现代性浪潮——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性第三次浪潮——进行的批判。本文将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第三次浪潮的批判，归结为施特劳斯和现代性第三次浪潮在三个问题上的立场对峙。针对现代性第三次浪潮的生存理解、伦理理想和政治含义，施特劳斯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并在回归古典哲学的框架下给出了相反的主张。第五个部分显示了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一系列核心主张。施特劳斯这些核心主张包括，提倡将哲学看作为一种最高生活方式，提倡具有“高贵谎言”与“隐微言说”特色的写作方式，主张将自由教育作为民主的真正支撑。施特劳斯将哲学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哲学观，与现代学者的“哲学政治化”主张具有完全相反的主旨。施特劳斯欲图通过恢复这种古典的哲学观，把哲学从现代性危机中解救出来。施特劳斯提倡“高贵的谎言”和“隐微的言说”，是想克服无视政治和哲学的对立关系的现代哲学的表达方式——知性真诚。“高贵的谎言”和“隐微的言说”共同合成了施特劳斯的解释学理论，也是他所提倡的古典哲学式的写作方法。施特劳斯提倡自由教育，是因为自由教育在他看来可以克服大众文化带来的民主的软化，因此自由教育才是民主的真正支撑。施特劳斯这三个方面的主张共同构成了他所理解的古典哲学的基本架构，也构成了他哲学主张的最终内涵，同时也是他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第六个部分是本文的评述部分。评述首先归纳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基点——“反哲学政治化”的主张。施特劳斯这个哲学主张，既需要结合“创伤记忆”的短期历史背景来理解，也需要从启蒙批判的长期历史传统来观察。施特劳斯的这个哲学出发点奠基于二十世纪的创伤记忆，以此观之，断言施特劳斯哲学具有灰色和悲观特性并不为过。同时，施特劳斯的哲学部分继承了长久以来的启蒙批判的传统，在他的哲学里到处可以找到误解启蒙理性的零散性观点，而他的反哲学政治化观点则是冤枉启蒙价值的系统性主张。这个部分最后展示的是施特劳斯和马克思的对话，这场对话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与“改造世界的哲学”的争论。本文基于“改造世界”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入批判了“安于认识世界”的施特劳斯哲学的基本错误。

夏立平^[8]（2007）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哲学渊源及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文中提出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想初创于20世纪40年代,但其哲学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到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共和党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它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有重大影响。

夏立平^[9]（2007）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哲学渊源及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文中提出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想初创于20世纪40年代,但其哲学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到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共和党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它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有重大影响。

夏立平^[10]（2007）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美国保守主义,包括新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数美国民众对自由主义对美国社会负面影响的不满和对改变这种颓废混乱现实的期待。美国早期保守主义理论上的薄弱和哲学思想的贫乏,使新一代保守主义者不得不到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中去获取理论武器。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特点包括:推崇实力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和实力外交;强调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使命论;主张新帝国论。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影响包括:重视军事实力,实行先发制人战略;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对“无赖”国家实行政权更迭;企图推动对华“两面下注”政策向以防范和制约为主转变。

二、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论德鲁里对施特劳斯的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3）论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科学价值观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4）主义论争与学理拓进——近年来海外施特劳斯最新研究述评（2006年—2013年）（论文提纲范文）

（5）一位斯特劳斯主义者的肖像：哈维·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6）转型中国的权利话语 ——比较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政治哲学的现代危机和古典出路 ——施特劳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新保守主义哲学渊源及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研究[J]. 李强. 当代美国评论, 2019(04)
• [2]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论德鲁里对施特劳斯的批评[J]. 李世祥. 甘肃社会科学, 2015(06)
• [3]论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科学价值观的批判[D]. 程旭. 西北大学, 2015(03)
• [4]主义论争与学理拓进——近年来海外施特劳斯最新研究述评（2006年—2013年）[J]. 高山奎. 政治思想史, 2014(02)
• [5]一位斯特劳斯主义者的肖像：哈维·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初探[D]. 朱兵. 上海师范大学, 2011(10)
• [6]转型中国的权利话语 ——比较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分析[D]. 桂晓伟. 武汉大学, 2010(05)
• [7]政治哲学的现代危机和古典出路 ——施特劳斯思想研究[D]. 黎世光. 华中科技大学, 2009(11)
• [8]美国新保守主义哲学渊源及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J]. 夏立平. 美国问题研究, 2007(00)
• [9]美国新保守主义哲学渊源及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J]. 夏立平. 美国问题研究, 2007(00)
• [10]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J]. 夏立平.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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