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创作心态及人物特质（论文文献综述）
戴珍玲[1]（2021）在《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丁玲和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将自身丰富的女性体验与对女性群体的密切关注融为一体,以文本创作的形式对中国现代女性的解放问题进行探索。结合丁玲和萧红的女性经历,将之作为解读其作品的互文性背景,从两性、家庭和社会三个关系维度来分析她们女性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可以发现丁玲和萧红对女性解放道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思考:丁玲认为通过政治权力争取两性平等是实现女性解放的根本之途。对政治的追求与强调不仅表现在丁玲自身的人生选择中,也影响着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而萧红的创作则关注两性差异,强调男权文化对女性走向社会的阻碍。这种创作差异正是丁玲、萧红女性意识在文本创作中的直观体现。女性解放难以一蹴而就,丁玲和萧红对女性解放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她们的创作所体现的对女性群体的关怀以及对女性解放话题所进行的思考,对推动女性解放运动有着重要作用。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界定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相关概念,梳理该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肯定丁玲和萧红的创作价值,点明她们的创作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二个部分通过分析丁玲和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在两性、家庭和社会三重维度遭遇的不同困境来解读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第三个部分主要比较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的异同,分析造成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差异的原因,并探讨丁玲、萧红的女性文学创作对当今社会女性解放话题的启发。
张新宇[2]（2021）在《现代小说中肺病患者的存在困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肺病凭借宣判死刑的即视感,支配着患者的心绪,透过身体危机引发的精神之苦,不断地削弱生命个体存在的实感。因而现代作家探讨肺病患者的存在困境,肯定其存在的价值,继而揭露个体进行自我审视的要义。首先,从存在主义哲学的“终极关怀”看肺病患者的生存困境。现代作家给肺病患者制造的障碍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躯体困境上,而是力掘出内在的精神疼痛,利用存在主义终极关怀的死亡、自由、孤独及无意义的内容,给他们制造精神上的难题。孩童主体性的缺失、女性在封建处境中滞后的自我欲望、思想启蒙者无意义的生命体验以及其自我咀嚼的孤独,这是现代作家对生命个体展开的整体性关注,也规定了他们对肺病患者摆脱生存困境的进一步探究。其次,利用客观存在的“时空”逾越现存的精神困境。把患者的主观情绪感受嵌入文本以延宕肺病的发展进程,介入回忆强化生命个体的存在感,同时现代作家引导患者进行一种突破、发展,让他们敢于从既定的生存场所中“走出去”,借以获得生命存在的张力。虽然死亡的宿命负载着个人的生命悲剧,但值得注意的是,时空里涤荡着他们努力冲破困境,追寻自我价值的回声,这也就更能深入去体味作家寄寓的理性思辨。最后,肺病承载的隐喻及写实功能是现代作家寄寓的“存在”之思。纵观现代小说大潮,肺病在文本中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这是对结核病在现代中国泛滥的现实观照,也揉入了鲁迅、巴金、郁达夫、萧红、柔石等现代作家切肤的生命体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借肺病诉说出苦难与悲悯。作家呈现的病态审美观,在让人身体虚弱的同时,达到灵魂美艳的高度,缺陷的身体与精神追求的不对等引入他们对启蒙身份的客观审视,得以洞察到知识阶层在隐晦地承担重塑民族历史的重任,也在为完成自我价值的建构寻找突破口。现代作家以“存在”切入肺病患者的精神困境,展现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和生命救赎,洞见到知识阶层用理性的眼光向内审视自我,向外实现自我的考量。从而辨认出当代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对实现自我生命价值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AYE AYE KHAING[3]（2020）在《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分别是20世纪活跃于缅甸、中国两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她们虽然生活于缅甸、中国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两位作家的创作活动基本处于相同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综合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的生活经历与所处社会环境进行探究,她们一直都在关注女性的生命进程、生存状态、生活环境,揭示女性在特定时代的生活、追求、发展与进步,以及女性本身为各自国家的人民解放、平等自由、民族独立与国家进步所作出的成绩与贡献。在小说创作中,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都擅长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像,透过女性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来反映、表达女性面临的时代困境、环境困难、人生困惑与生存问题,并通过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与典型环境的描写,以特定时期的社会存在、社会环境的建构来表达女性群体对于解放的渴望、平等的追求与自身发展的努力。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早期作品,通过解读两位作家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存在意识及自我解放意识等问题,并比较两位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创作理念、创作意识、创作手法、审美艺术及语言叙事等方面的异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比较。首先理清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女性形象等理论概念与范畴;其次,探讨分析加尼觉玛玛礼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并论述其在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艺术形象与审美叙事的表现;第三,分析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通过丁玲前期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表现,探讨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并分析丁玲独特的女性意识的根源及形成因素。第二章比较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首先通过两者的生长环境与她们在小说中的表现,论述女性意识对两者的影响,其次进行分析论证两者早期创作中表现的女性意识。第三章比较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第一节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第二节主要分析研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展示的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形象,第三节为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表现的反讽叙事手法,第四节为丁玲的心理描写与语言表达。第四章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出现差异的原因,第一节为生长环境的异质同构,论述两者在文化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创作的艺术异同点;第二节为社会环境的同质同构,论述缅甸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不同国家与社会环境下两者小说中表现的女性的地位与价值;第三节论述因作家自身思想的接受与作家自身的经历的不同因素,两者创作方法的同形建构。作为缅中两国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接受新的文明、文化的洗礼过程中,她们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与过程,在小说创作的叙事艺术、技艺方法、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典型环境、典型心理的描写等方面,存在着某种建构的同形、表达的同质与审美的差异的现象。加尼觉玛玛礼更倾向于塑造继承传统文明而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而丁玲则更加注重与传统决裂而追求现代意识、解放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缅中两国的女性作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进行比较研究,从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女性审美等角度分析作家创作的民族与时代的关系。运用跨文化、跨国别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创作由于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抗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境遇,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是出身与成长环境、个人见解的不同,使他们的作品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两位作家都关注女性的问题,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大多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与婚姻上的困境,其女性都较有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而相同的悲剧命运;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点是:加尼觉玛玛礼的小说侧重反映艰苦的传统妇女生活,她们的悲剧性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人道主义思想;而丁玲的作品更多反映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精神痛苦,其中的女性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个性的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
左雨婷[4]（2020）在《追求身心解放与丁玲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文中指出丁玲是继冰心、卢隐等五四作家之后而起的女性文学作家。她对妇女身心解放的不懈探索具有新文化的深刻内涵。其中早期的作品以对新的两性观、真正的爱情和走出旧式婚姻的围城等的揭示,充分体现出反封建的主导倾向。后期的丁玲更深入一步把妇女身心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在作品中对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影响妇女解放的新的“妇女问题”、农村妇女建立社会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以及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我价值等几个层面展开叙说,最终印证的是恩格斯论述的妇女解放的最重要路径:“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
高爽[5]（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乔利[6]（2020）在《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研究》文中提出在“五四”启蒙思想哺育下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女作家丁玲,其一生的文学创作曲曲折折。1936年丁玲到达陕北保安,直至1945年10月离开延安是丁玲文学创作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过程中召开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作家写作要为工农兵服务,提倡创作要深入劳动群众,使作家与劳动人民合奏出“新乐章”。丁玲的文学创作在围绕他的讲话前后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景观”。延安整风前丁玲的文学创作因宣传个性化的“女性意识”而着名,甚至表现出对当时延安“黑暗”现实的批判,在她的创作当中包含了很多独立和反抗精神,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经过党的文化思想以及政策的规训、教育、整合,丁玲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以及创作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由最开始党的同路人,党的同行者、支持者,最终变成党的文化战线的战士。丁玲的文学创作实现了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由小资产阶级思想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华丽转变。首先,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积极改造文学话语对丁玲文学创作转变起到了直接且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的战争”需要适合人民大众的传声筒,丁玲文学创作正是作为这一载体而出现转变,将延安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融入革命阵营,使文学创作体现出特定时期的主题。显然,丁玲是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刻意打造的一位旗手形象,具有革命象征意义,丁玲的华丽转身成为中共对知识分子统战成功的典范。其次,丁玲作为第一个到达陕北的文学作家,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之后率先扛起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旗帜,成功将人民大众与党、与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谱写出一曲抗战时期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英雄史诗。充分展现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文学家对党的政策的积极反馈。最后,延安时期丁玲文学创作发生转变也与其自身的思想觉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革命背景下的丁玲充满对革命的热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训之下迅速转变创作思想,用文学作为媒介充分展现了延安时期文学作品该有的“光明”景象。关于丁玲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转变,本文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以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丁玲的文学作品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革命语境、个人觉悟等因素,着重探讨和剖析其创作转变与当时党的政治任务的关系,以期比较深入、准确地把握丁玲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风格嬗变的历史动因。通过梳理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的历程、表现、原因以及意义,深刻揭示延安整风与丁玲文学创作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力求透过作家创作转变原因,彰显政治与文学的纠缠互动。分析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发生转变的历史动因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洞察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话语改造。深入挖掘延安整风运动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的看出政治与文学的相互作用,更好的把握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方向。
罗紫轩[7]（2020）在《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文中研究表明在丁玲晚年正式回归文坛之后,一大批沉寂多年的丁玲作品相继再版,文艺批评家于是开始重新评估丁玲作品的文学价值,丁玲同样选择公开回应这些言论,向读者表明自己的立场。本文认为,丁玲晚年在这一过程中,常常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方面,丁玲的个人经验以及急于洗刷冤屈的需求引导丁玲塑造与“体制”高度一致的作家形象。因此,丁玲晚年不断通过再版、删改和重述来建构个人的历史,积极扞卫三十年代身为左翼作家的丁玲、四十年代身为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丁玲和五十年代身为“文化官员”的丁玲。可是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又要求丁玲召回被压抑的身份意识,迫使丁玲向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做出让步。于是,丁玲希望外界认可的身份与外界期待丁玲扮演的身份总是存在某种错位。这两种身份意识的拉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呈现:其一、文艺力量与政治力量的交锋。丁玲晚年为了纠正五十年代强加给她的政治罪名,选择以“文化官员”的身份参与文学活动。丁玲不仅自觉推出有利于国家形象、符合政治要求的作品,而且主动与政治高层人物保持良性互动,积极发表具有政策指导性质的文章。可是八十年代,不少文艺批评家选择支持文艺的“去政治化”和文学的自主性,丁玲的“正统”作品,如:《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并没有得到文艺界的认可和支持,相反,《“牛棚”小品》等与“伤痕文学”相似的作品更容易被读者青睐。同时,周扬、林默涵等与丁玲对立的一派仍然在阻碍丁玲恢复政治名誉、洗刷冤屈,多次通过污名化丁玲的形象剥夺丁玲的话语权。因此,丁玲不得不反复权衡作家与政治的关系,避免遭到来自“左派”与“右派”两方力量的夹攻。其二、五四启蒙话语与毛文体的交锋。丁玲晚年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文艺工作者,积极使用延安时期形成、“前三十年”时期强化的文艺标准重评作品。可是这一阶段,出版社却优先再版丁玲饱受争议的“毒草”:《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与《“三八节”有感》,文艺评论者则开始使用五四启蒙话语重释这些作品,并且否认丁玲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的创作成果,试图强化丁玲“五四知识分子”的形象。丁玲虽然有意通过毛文体重新解读“毒草”,表明自己愿意继续维护《讲话》的权威,但是因为毛文体与这些作品存在天然的隔膜,所以丁玲无法真正说服八十年代的读者,只能常常表现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困窘。其三、个人主义思想与左翼思想的交锋。丁玲复出文坛后,相关部门仍迟迟未澄清丁玲南京被囚期间“投降叛党”的传闻,这一罪名已然成为丁玲平反道路的一大阻碍。因此丁玲晚年需要主动强调“左翼文学”在她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自证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然而,文艺批评家在八十年代多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待“革命文学”,更推崇丁玲个人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另外,随着“革命”的语意不断发生变化,丁玲在八十年代形成的革命观已然不同于三十年代的革命观,丁玲解读三十年代作品的方式也不时与文本本身的含义相悖。如此一来,丁玲在《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和《水》中表达的“革命观”便显得多有纰漏,丁玲希望展现的革命身份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晚年的身份便不再是丁玲多种身份意识的排列组合,而是多种力量博弈和想象的新产物。
郝艺霞[8]（2020）在《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将丁玲小说创作中三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对象,将风景书写的不同场域进行整理,借助美国米切尔及日本柄谷行人的风景理论,将风景作为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风景既是再现的又是呈现的,因此按照风景再现与呈现方式的不同,把风景分为在场和不在场两种叙事模式,来研究风景在各类场域中的叙事功能,从而理清小说中风景书写与性别、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风景作为一种隐喻性的文学书写方式,被赋予超越其本身的特殊内涵,即女性扞卫主体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透视镜中女性不仅看到了真实的自我,而且能够看到那个早已被时代主流所遗忘或抛弃的女性“自身”。风景书写不是一味地去描摹主人公从视觉角度简单勾勒的生活现实,单一的风景不再作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风景的多重意蕴在丁玲的小说中得到了释放,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本文将丁玲前期的女性小说依照风景书写的不同形式分为封闭式、环绕式、遮蔽式的风景场域,详细分析其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不同风景场域中的情感历程,并以此为特例反观五四一代的青年女性作家在历经时代的磨砺与摧残后思想精神的发展脉络。因而前期作品主要以浪漫的诗性表现方式为主,风景中暗含着作者对传统精神的诉求。在动态性的风景场域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发展,在面对风景与革命政治之间的摩擦时,风景以其独特的位置承载着女性对主体性的自我坚守。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变更,女性与风景场域之间逐渐失去了早期的叙述张力,回归于静态化的政治框架内,隐喻性代替场域之间的斗争性上升为风景的主要特质,那么两个意义层面的风景话语之间产生了裂痕。如何弥合两者间的差异,成为转折期文学所要回答的重要话题;转折期文学因其特有的时代性与尴尬的文学地位,始终是丁玲文学研究的难题。本文将风景的表现特质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以诗性与现实性的此消彼长作为这一时期的书写逻辑,恰巧印证了丁玲自身在左联时期苦闷彷徨的内心波折。风景艰难地穿梭于主人公的自我想象与现实境遇中,成为女性在社会中挣扎之后对自我的真实保留,风景场域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释放。诗性的风景随着主体现实情绪的延伸,最终被革命政治所取代。风景书写被作者纳入到了启蒙与国家叙事的宏大框架下,同时延续了风景书写的隐喻机制,最终上升为革命的理想性书写,促成了关于历史主体的想象,实现了风景书写与民族认同的统一。纵观丁玲小说的风景书写,女性对自我浪漫式的想象始终伴随着风景场域的变换,这既是丁玲作为五四一代青年女作家的“莎菲”式的追求,又与时代相耦合完成了革命与诗性的内在调和,构成了小说丰富的风景内涵,成为风景流变的重要线索。全面把握丁玲小说中风景在不同时期的书写方式,语言显得极为重要。文学语言与小说语言总是一脉相承,因此丁玲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风景书写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研究其小说风景书写的语言特色,即可探究其在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文学情绪。那么转折期所出现的诗性与革命性风景的二元对立模式就有了新的理解向度,个体对自然风景的深切回望成为丁玲小说语言艺术力的集中显现。
李昊[9]（2020）在《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从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文学创作关系入手,考察了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对作家文学实践内在与外在的影响,以上海二三十年代文人实践活动作为参考,力图探讨在上海二三十年代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下,作为上海文化活跃建构因素的租界及文化是如何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审美倾向与美学追求的,又是如何影响文学思潮的产生,都市文学类型的多样以及某些文学类型的叙事症候,以期得出一些与前辈学人略有不同的结论。全文整体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及相关的文献综述。首先整理出中外史学家有关上海租界的专门史着作和文献,然后大致爬梳了以前在海派文学框架下,与上海租界相关的都市文化有关的文学实践专着与文献,从中择选出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关的着作文献。第二章,专门论述了租界空间与文化的概念与特征,以及租界空间尤其是租界文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审美、文学心理实践机制的影响。上海租界作为殖民空间的表征具有与以往代表中国传统社会空间的华界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而这种空间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打乱了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节奏。上海租界空间特有的性质及文化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论文首先介绍了上海租界的来历以及历史演变过程,归纳出上海租界发展史上几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接下来阐述了上海租界文化的概念及特征,分别从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维度诠释了租界及租界文化给文学领域带来的影响。上海租界及文化对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发展有着结构性的功能意义,对这一时期文学样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借用布迪厄文学场域的理论,把整个上海租界作为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把身居租界文学场域中的多种文化类型背景文人共同体当做文学场域中的子域来考察,将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在形式两个维度有机的结合起来。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中心实现了南移,租界化的上海毫无质疑地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中心地位。上海租界为文学场域的生成提供了众多客观条件,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内实现了向职业作家转型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起新型的文人作家公共交往空间模式。上海租界内出版业的发达也为文人作家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变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保障。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汇聚了多种文化背景的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内活动的主要有左翼文人、南迁的自由主义文人和海派文人。通过考察不同文化背景文人的“惯习”,分析出上海租界内各类文人的空间分布与活动规律。各类文人在租界空间的活动规律折射出其对上海租界的文化立场,同时也显示出租界文学场域对各类文人的召唤和调试作用,这其中隐含着各自场域中文人作家特有的文化逻辑。各类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中的空间移动,究其实质还是各种权力话语在上海租界中对象征资本的争夺。第三章,这一章选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与上海地域文化相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是指那些既包括上海籍及后到上海原籍江浙一带的作家创作的与上海地域文化有密切关联的作品。上海开埠以来,上海租界空间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空间的结构。而现代的都市空间性质和社会结构催生了现代市民阶层。现代市民阶层的诞生必然要有一种与之审美品味相匹配的文学形式。而通俗文学的代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勃发了。上海租界的都市化新型生活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新兴的市民阶层为这类通俗小说培育出大量的有消费潜力的读者,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审美倾向丰富了原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类型。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最早反映上海租界空间的小说对新到上海的移民在都市生活方面起到启蒙的作用。第四章,毋庸置疑,海派文学是与上海租界及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海派文学与上海租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共生的关系,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作为依托的文学现象。因而海派小说对唯美主义症候群式的追求,必然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着关联。上海租界的繁华物质环境和成熟的消费主义体系为这种唯美主义追求提供了生发的契机,而租界独特文化所具有的金融商业性和消费性为海派唯美追求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租界空间独特的性质也深深地影响了身居上海租界海派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认知方式。应该说海派作家是有意选择唯美主义这种西方舶来文学思潮来表达对租界空间的映射反应的。而这种海派唯美追求在文本中表现为对刹那主义时间观的追求,对无机质女体塑造的推崇和文本中对视觉刻意的追求。海派作家对唯美主义追求不但体现在文学实践上,还把唯美主义的美学理念付之于生活实践之中。而这种唯美生活实践也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文本的建构,使服装饰品、化妆品、装饰艺术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意象进入了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旨趣的促成与西方唯美主义和上海租界的文化语境有着网状的相互影响。第五章,上海都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的文学经验,它的产生机制是依赖上海租界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在此意义上,海派小说一定是属于都市文学的范畴。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内,每每提到都市文学,与之发生刻板联系的一定是海派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一支。左翼小说因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排除在都市文学视野之外的,但就其萌发、发展的机制上看,左翼小说产生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语境都不能脱离上海租界提供的成熟的都市空间样本。因此,从这个维度上看,新感觉派小说与左翼小说是同源的问题,同源的“源”是指二者同样都根植于当时上海经济繁荣发展的租界。左翼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的共生性也导致了左翼都市小说诸如叙事主体分裂、革命+恋爱的独特叙事形式的症候群的形成。而作为真正洋场小说的新感觉派,因其努力地与世界文学思潮保持同步,不可避免的带有了世界主义的色彩,在叙事的情感姿态上,也无法避免的带有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姿态。第六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租界化的上海以其地理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以文学的先锋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为特质的都市文学类型成为当之无愧的地域性文学典范。上海的租界文化在上海地域性文化的建构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租界文化的因子长久以来已经浸润到上海文化的肌理里。因此,租界文化的影响是有关上海都市文学创作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从现代化的进程上看,租界文化确实给文学和作家的现代职业化带来了推动的力量,但是租界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也的确给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949年以后,租界空间彻底的消失,与租界及租界文化有着极强共生性的上海地域性文学传统被中断。然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经济的再次繁荣激发了作家以上海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内在情绪,从而形成了“上海怀旧”的热潮。在对上海进行追寻和重构的过程中,有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上海成为重新建构新型上海重要的文化资源。上海的租界及文化在线性历史进程的耗损中,已经变身成为“后殖民主义”等抽象的学术概念。这个所谓的“后殖民主义”在重构上海的怀旧文学热潮中可以具体而实在地被指认为“租界性”。这种“租界性”以不在场的方式影响着后代作家的叙事内容和言说风格,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新世纪的洋场小说创作。
史倩文[10]（2020）在《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文中提出总体来看,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共有三次影响较大的创刊热潮,这三次期刊创刊潮流基本上奠定了当代文学期刊发展的总体格局。其中第三次创刊（复刊）潮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方面经历了“文革”的文化沙漠,人们对待精神世界的充实有着极强的渴望;另一方面,文学与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文艺的繁荣也促进了政治的“拨乱反正”。值得关注的是此时出现的许多大型文学期刊如《钟山》《十月》《收获》《当代》等,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就是创刊于这一时期的一本综合性大型文学期刊。然而《中国》却有着与其他大型文学期刊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作为一个既普遍又特殊的个体,成为审视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以《中国》为观照对象,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该对象的研究。首先,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梳理《中国》从创刊至停刊过程中的具体史实,分析期刊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着重探讨《中国》的停刊与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关系,如人事纠纷、权力更迭、制度桎梏等。其次,发掘期刊自身品格以及主编对刊物的影响。而《中国》的主编丁玲本身有着复杂性与多义性,她的这些特性又与《中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故这一部分从“晚年丁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且两者具有相互阐释的意义。再次,《中国》作为一本文学期刊,其刊发的具体作品不可不研究,这既是一种基于文学本身的内部研究,同时也包含外部研究,如意识形态如何规范文学生产、文学发展如何摆脱思想性的桎梏、文学期刊如何进行文学策划以及作者、编辑与读者的互动关系等,此部分即从具体文章入手,考察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文学发展的转折、过渡期,一个国家级文学期刊的选择和尝试,从而深刻理解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生态。最后一个部分从宏观角度梳理八十年代总体期刊环境以及对期刊发展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大环境中其他大型期刊的应对之策,并进而反观《中国》的“变”与“不变”,了解《中国》的独特意义以及他所带来的经验与启示。
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创作心态及人物特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创作心态及人物特质（论文提纲范文）
（1）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从女性主义视域看丁玲、萧红的女性文学创作 |
| (一)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 |
| (二)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 |
| (三)丁玲与萧红的女性文学创作 |
| 二、丁玲、萧红女性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
| (一)两性之困:抗争与被物化的女性 |
| (二)家庭之牢:出走与被囚的女性 |
| (三)走向社会:战争年代的女性突围 |
| 三、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差异分析及原因探析 |
| (一)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异同分析 |
| (二)丁玲、萧红女性意识形成原因探析 |
| (三)从丁玲与萧红的女性文学创作看“女性解放”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现代小说中肺病患者的存在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肺病患者艰难呼吸——“存在”困境 |
| 1.1 被封印的自我意志:孩童主体性的丧失 |
| 1.2 处境中的自由:女性自我欲望的滞后 |
| 1.3 启蒙个体的“半独立”状态:“无意义”的生命体验 |
| 1.4 守住“孤独”:以“自恋”的方式审视启蒙 |
| 第二章 于“时空”里填涂“存在”的底色 |
| 2.1 时间的“可塑性”——守护“存在”的实感 |
| 2.1.1 以感性心绪体认时间的“停滞”:自我审视的理性 |
| 2.1.2 介入回忆:实现情感补位 |
| 2.2 从容身之所“出走”——建构自我价值的表征 |
| 2.2.1 限定“存在”场所:自我价值的反复确认 |
| 2.2.2 同自然“和谐共在”:“旧医”身份的架空 |
| 第三章 作家寄寓肺病上的“存在”之思 |
| 3.1 肺病猖獗的存在现实:作家苦难意识的附着 |
| 3.2 病态化的审美趋向:虚弱的躯体,美艳的灵魂 |
| 3.3 “向死而生”:以死亡换取救赎 |
| 3.4 隐喻的表达向度:责任精神的坚守 |
| 结语:向内审视自我,向外实现自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1.加尼觉玛玛礼的研究现状 |
| 2.丁玲的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 |
| 第一节 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女性形象的概念 |
| 一、女性意识 |
| 二、女性文学 |
| 三、女性形象 |
| 第二节 加尼觉玛玛礼对女性意识的关注 |
| 一、促发女性意识的家庭环境 |
| 二、女性意识形成的轨迹 |
| 三、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
| 第三节 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 |
| 一、丁玲女性意识的形成 |
| 二、丁玲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探索 |
| 三、丁玲女性意识的强化 |
| 第二章 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
| 第一节 女性意识对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影响 |
| 一、女性意识对加尼觉玛玛礼的影响 |
| 二、女性意识对丁玲的影响 |
| 第二节 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
| 一、《她》((?);Thu-ma)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二、《不是恨》((?)-Mone-yuae-ma-hu)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三、《她的沉沦》((?);Nat-yae-nge-shwe-sar)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第三节 丁玲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 |
| 一、《梦珂》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三、《阿毛姑娘》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第三章 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小说的主要女性形象 |
| 一、加尼觉玛玛礼小说的主要女性形象 |
| 二、丁玲小说中的主要女性形象 |
| 三、两位作家的主要人物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形象 |
| 一、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的主要男性形象 |
| 二、丁玲小说中的主要男性形象 |
| 第三节 加尼觉玛玛礼的反讽手法与对话描写 |
| 一、在反讽手法中彰显人物的个性 |
| 二、在对话中表现人物的性格 |
| 第四节 丁玲的心理描写与语言表达 |
| 一、深入发掘人物内心世界 |
| 二、直白、坦率的语言 |
| 第四章 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女性意识存在差异的原因 |
| 第一节 生长环境的“异质同构” |
| 一、文化环境的影响 |
| 二、家庭环境的影响 |
| 第二节 作家所处社会环境的“同质同构” |
| 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的女性的地位与女性文学 |
| 二、缅甸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与女性文学 |
| 第三节 创作方法的“同形建构” |
| 一、作家思想的“同形建构” |
| 二、作家经历的“同形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追求身心解放与丁玲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上篇:反封建与妇女解放 |
| 第一节 冲破藩篱张扬自我:新的两性观 |
| 第二节 爱情价更高:在灵与肉的纠葛中突围 |
| 第三节 走出旧式婚姻的围城 |
| 下篇:身心解放与社会解放 |
| 第一节 新时代的新“妇女问题” |
| 第二节 探讨农村妇女建立社会主体地位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我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主要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主要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2 延安整风前后丁玲的文学创作转变历程 |
| 2.1 延安整风前丁玲的文学创作 |
| 2.1.1 女性意识与个人主义的文学创作 |
| 2.1.2 “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 |
| 2.1.3 批判性现实主义的杂文创作 |
| 2.2 延安整风后丁玲的文学创作 |
| 2.2.1 以工农兵群众为创作主体 |
| 2.2.2 热情讴歌工农兵群众 |
| 2.2.3 鼓舞革命抗战热情 |
| 3 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的表现 |
| 3.1 丁玲创作主题、思想以及方式的转变 |
| 3.1.1 “为人民服务”的创作主题 |
| 3.1.2 “与革命相向而行”的创作思想 |
| 3.1.3 工农兵话语方式的探索 |
| 3.2 立场、情感和实践的转变 |
| 3.2.1 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 |
| 3.2.2 由小资产阶级思想到无产阶级思想 |
| 4 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的动因 |
| 4.1 党的政治纲领的融合需要 |
| 4.1.1 精神“澡雪”的整风运动 |
| 4.1.2 《讲话》为文学创作指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
| 4.1.3 丁玲的转变与党的政治任务的关系 |
| 4.2 时代背景下的客观要求 |
| 4.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迫切需要 |
| 4.2.2 艰苦险恶的抗战环境 |
| 4.2.3 时代背景下的革命形象 |
| 4.3 丁玲个人的主观觉悟 |
| 4.3.1 丁玲的自我信念 |
| 4.3.2 战争背景下的自我定位 |
| 4.3.3 党内领导的密切指导 |
| 5 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
| 5.1 历史意义 |
| 5.1.1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
| 5.1.2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延安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5.1.3 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
| 5.2 当代价值 |
| 5.2.1 新时代文学创作者应遵循“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 |
| 5.2.2 新时代的文学创作者应牢记初衷,紧记使命,创作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品 |
| 5.2.3 新时代文学创作者需顺应时代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
| 第一节 《杜晚香》的艰难亮相 |
| 第二节 伤痕文学与《“牛棚”小品》 |
| 第三节 《在严寒的日子里》背后的舆论纷争 |
| 第二章 五四启蒙话语与毛文体的交锋 |
| 第一节 重评《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两种方式 |
| 第二节 难以言说的《在医院中》 |
| 第三节 《“三八节”有感》的再版与重述 |
| 第三章 革命观的纵深与断裂 |
| 第一节 《韦护》的两个版本 |
| 第二节 走向革命的美琳 |
| 第三节 《水》的尴尬处境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丁玲晚年相关问题年表 |
| 附录二 :丁玲小说再版情况(1927-1986) |
| 参考文献 |
（8）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风景概念的界定 |
| 第二章 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的叙述场域 |
| 2.1 封闭式风景场域 |
| 2.1.1 公寓间“自我游走” |
| 2.1.2 城乡间“自我徘徊” |
| 2.1.3 都市间“自我放逐” |
| 2.2 环绕式风景场域 |
| 2.2.1 踟躇于风景内部 |
| 2.2.2 驻守于风景内外 |
| 2.2.3 游离于风景外围 |
| 2.3 遮蔽式风景场域 |
| 2.3.1 内外交困的精神斗争 |
| 2.3.2 主体内在的情感寄托 |
| 2.3.3 个人意识的欲望书写 |
| 2.3.4 去个人化的自我重生 |
| 第三章 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的诗性与现实性 |
| 3.1 诗性的错位与调整 |
| 3.1.1 自然风景与认识 |
| 3.1.2 革命风景与怀旧 |
| 3.1.3 革命与诗性融合 |
| 3.2 诗性风景的观照方式 |
| 3.2.1 阶级斗争的隐形书写 |
| 3.2.2 阶级斗争的强化 |
| 3.3 革命风景的写实化 |
| 3.3.1 革命现实主义 |
| 3.3.2 革命理想主义 |
| 第四章 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的语言形式 |
| 4.1 语言组成: 句式结构 |
| 4.1.1 人称代词的使用 |
| 4.1.2 多重状语的使用 |
| 4.1.3 长短句式的使用 |
| 4.2 语言主体: 词性与词义 |
| 4.2.1 单双音节词的使用 |
| 4.2.2 词语性质的转变 |
| 4.2.3 语词色彩的变化 |
| 4.3 语言手法的运用 |
| 4.4 语言观与风景描写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 |
| 1.1.1 论文选题的目的 |
| 1.1.2 论文选题的理论依据 |
| 1.1.3 论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第2章 殖民性与现代性并存的空间表征——租界 |
| 2.1 租界权力空间的形成 |
| 2.1.1 上海租界的肇启 |
| 2.1.2 殖民权力空间的双重影响 |
| 2.1.3 租界作为建构要素对上海本土文化的影响 |
| 2.2 殖民权力空间的意识形态表征——租界文化 |
| 2.2.1 租界文化的特质 |
| 2.2.2 租界空间及文化对文学外部影响 |
| 2.3 租界文化场域与文人的话语实践 |
| 2.3.1 租界文学场域的生成 |
| 2.3.2 混杂与协商:租界空间与文人身份认同 |
| 2.3.3 一种租界文学场域的典型表征——沙龙 |
| 2.4 民族主义与殖民意识的纠缠:文人在租界文化场域中的话语差异 |
| 2.4.1 罪恶的渊薮与希望重生的并存—左翼文人租界的话语实践 |
| 2.4.2 商业活力与市井习气的并存—自由主义文人眼中的租界 |
| 2.4.3 沉溺于租界生活的艺术实践者——海派文人眼中的租界 |
| 第3章 租界文化与上海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生发 |
| 3.1 租界与旧派文学的转型——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滥觞 |
| 3.1.1 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来源——旧派文人的现代化转型 |
| 3.1.2 报刊媒介、市民社会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互动 |
| 3.2 租界空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都市书写 |
| 3.2.1 空间转化与都市新移民的都市启蒙 |
| 3.2.2 空间转变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叙事美学 |
| 3.3 租界文化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类型化风貌的嬗变 |
| 3.3.1 从纯情到世俗的爱——言情小说的世俗化之路 |
| 3.3.2 从侠义、公案到十里洋场——侦探小说的中西兼顾之路 |
| 3.3.3 都市中的暴力美学——武侠小说的民间正义之路 |
| 第4章 租界文化与现代性“美学”转移——海派小说唯美主义追求 |
| 4.1 “海派唯美主义”小说的生发论 |
| 4.1.1 租界的“物化空间”——海派文学唯美倾向的外在生发机制 |
| 4.1.2 租界里的“自我认同危机”——海派文学唯美倾向的内在生发机制 |
| 4.2 租界空间与海派小说唯美主义表征 |
| 4.2.1 借来的时空与世纪末情调——刹那主义的极致追求 |
| 4.2.2 “比尔兹利”的症候群——颓废、色情、无机的女性塑像 |
| 4.2.3 消费空间的构建与海派文学的唯美追求——感官美学与欲望叙事. |
| 4.3 租界空间与现代性“美学”的另类实践——海派文人日常生活的唯美化 |
| 4.3.1 “老克勒”们的租界唯美生活实践 |
| 4.3.2 海派唯美生活实践对小说创作的迁移影响 |
| 第5章 租界空间的异质裂变与两种现代性重构:两种形态的都市小说 |
| 5.1 租界空间的分裂与书写:从共生到疏离 |
| 5.1.1 左翼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共生与融合 |
| 5.1.2 自我的建构与彼此的疏离 |
| 5.2 租界空间的挪用与转换:文学与革命 |
| 5.2.1 左翼都市小说的租界叙事症候群 |
| 5.2.2 无处安放的欲望——“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的形成 |
| 5.3 租界空间的赋值与置换:被“现代”遮蔽的“殖民” |
| 5.3.1 真正的洋场小说——全球资本体系下“世界主义”的新感觉派小说 |
| 5.3.2 隐形的殖民意识——“自我东方主义”姿态 |
| 第6章 自省与忧思:租界文化对文学的负面辐射 |
| 6.1 租界文化对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的潜在规约 |
| 6.1.1 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的隐形特征——“租界性” |
| 6.1.2 上海租界与女性关系在文本中的历史演进 |
| 6.2 毁灭与再生:“全球化”名义下的殖民经验再生产 |
| 6.2.1 90年代上海“怀旧”小说的真实面孔 |
| 6.2.2 殖民话语的惯性——“租界性”的衍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或趋势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中国》的创刊与终刊 |
| 第一节 备受瞩目的创刊 |
| 第二节 艰难的办刊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的谢幕 |
| 第二章 “晚年丁玲”与《中国》 |
| 第一节 常与变:丁玲的编辑思想与《中国》的独特性 |
| 第二节 《中国》与“晚年丁玲”的精神突围 |
| 第三章 《中国》与1980年代文学现场的内在互动 |
| 第一节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 |
| 第二节 溢出“主流”的新探索 |
| 第四章 《中国》的办刊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守正:八十年代总体期刊背景下的《中国》定位和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突围:办刊策略的更迭和推陈出新的文学观念 |
| 第三节 赓续:作为编辑思想遗产和文学精神的《中国》杂志 |
| 结语 |
| 附录 丁玲一生主要编辑的文学刊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创作心态及人物特质（论文参考文献）
- [1]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D]. 戴珍玲. 延安大学, 2021(12)
- [2]现代小说中肺病患者的存在困境研究[D]. 张新宇. 河北大学, 2021(02)
- [3]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D]. AYE AYE KHAING. 湖北大学, 2020(02)
- [4]追求身心解放与丁玲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D]. 左雨婷. 青岛大学, 2020(02)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6]延安整风前后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研究[D]. 乔利. 陕西科技大学, 2020(02)
- [7]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D]. 罗紫轩. 南京大学, 2020(05)
- [8]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D]. 郝艺霞. 延边大学, 2020(05)
- [9]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D]. 李昊. 辽宁大学, 2020(01)
- [10]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D]. 史倩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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